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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狸”与“猫”:唐朝之前的中国猫 ​

汉代及之前的文献没有明确的关于家猫的记载,但确实有对“猫”的记录。西周《诗经·大雅·韩奕》中用“有猫有虎”形容韩侯的封国山川广大、物产丰富,这是现存文献中“猫”字最早的出现。西汉《礼记·郊特牲》中周代天子进行农业祭祀“大蜡”时有崇祀“猫”的环节,“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这里的“猫”指的是各种捕食田鼠的中小型猫科动物。

在中国,与猫有关的另一个字是“狸”,长期以来都是用来指代因皮毛而成为捕猎对象的小型野猫,有时特指豹猫,到了汉代这一特指更加鲜明。西汉杨雄说“辩人狸别,其文萃也。狸变则豹,豹变则虎”。这里的“狸”就是指豹猫,古人认为豹猫长大就会变成豹。“狸”——豹猫因捕鼠走进人类聚落,并逐渐与人建立了密切的共生关系。正因如此,汉代及以前的图像中偶尔也能看到豹猫的身影。云南博物馆战国时期滇国虫兽纹铜臂甲上面錾刻着一条完整的食物链:昆虫-蜥蜴-公鸡-豹猫。描述了豹猫因捕鼠与人建立共生关系,但也会为害家鸡。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虫兽纹铜臂甲上錾刻的“食物链”。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虫兽纹铜臂甲上錾刻的“食物链”。

1-昆虫; 2-展翅的昆虫; 3公鸡捕猎蜥蜴; 4豹猫捕猎公鸡。

汉代时期的中国人开始将豹猫为主的小型猫科动物或其幼崽用于捕鼠并尝试驯化,人猫共栖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西汉刘向(前77—前6年)著《说苑》记载“骐骥騄駬(形容骏马或杰出的人才),倚衡负轭而趋,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钱之狸”。另一处类似记载“骐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宫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明确记载了把狸“置之宫室”。“狸”指的就是”驯化”的捕鼠野猫。刘向《新序》记载齐国闾丘卭与宣王对谈时又说“骅骝騄骥,天下之俊马也,使之与狸鼬试于釜灶之间,其疾未必能过狸鼬也”。《淮南子》则写道“狸执鼠,而不可脱于庭者,为搏鸡也”,当时人们利用狸猫捕鼠,但同时也要防备它们吃鸡。

汉末至唐代之间的考古遗址几乎没有出土小型猫科遗骸和相关的古DNA材料,关于人居环境中小型猫科动物的文献和图像同样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很可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和分裂,民生凋敝,作为农业社会捕鼠的动物,狸与当时中国人的共栖关系开始瓦解。狸除了偷鸡,其形象也开始成为志怪故事中的重要角色。这期间文献中的“猫”是什么物种并不明确,无法确定是从域外零星引进的家猫,还是长期与人共栖的豹猫。

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认为,目前已知的中国第一只家猫出现在唐朝初期。考古工作还证实,在经历了宋金时代之后,家猫在中国社会变得普及。宋金之后的家猫的遗传多样性具有过渡性质,与唐代家猫具有相似性,也和中国现代家猫相近。到了近现代时期,在青藏高原东部的荒漠猫分布区,中国家猫受到荒漠猫遗传渐渗的影响。由非洲野猫驯化而来的家猫,经丝绸之路抵达中国的1000多年里,其遗传构成基本保持稳定。

《酉阳杂俎》唐代之后,关于家猫的文字及绘画记录呈爆发式增长。段成式(公元803—863年)在中记载了唐代猫的情况,明确提到了猫有“黑者”,这是家猫才有的毛色,而且应该是当时常见的家猫毛色。西北地区的灵武(今属宁夏)有红色和青骢色的猫,东南沿海的楚州射阳(今属江苏)出现了带褐花的猫,而中唐统万城遗址雄性家猫的外观可能为短毛、长尾、全身纯白或者部分条状斑纹的加白狸花猫,不带黑色或橘色毛色,由此可见分布在广阔唐土上的家猫已出现了毛色的差别。家猫传入中国是一个较长时期内多次积累的结果,不同地区的审美偏好及人们对稀见事物的好奇,亦或是不同传入路线上家猫来源的不同,均可能导致唐代传入的家猫毛色的不同。此外,还有与猫有关的俗语出现,可见中晚唐时期养猫风气之盛,人猫关系更加亲密,人对猫习性的观察和认识也更加深入,这可能是家猫从域外引进后带来的人猫关系变革。

与日常养猫之风相呼应的,是在中晚唐时期的几座墓室壁画中出现了猫的身影。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唐墓M126墓室壁画中猫与同组的侍女构成了一幅侍奉主人晨起洗漱、洒扫居室的日常生活画面,该墓主人郭燧卒于太和元年(公元827年)。与M126相距甚近出土的郭氏家族墓M68的墓室壁画中也绘有家猫。安阳北关唐代中层贵族赵逸公与夫人孟氏的合葬墓中,也有黑背白腹的家猫与两位侍女同处于室内的壁画。由此推测,晚唐时期墓室壁画中家猫与侍女的组合可能已经成为安阳地区中层贵族墓葬的一个定式,而家猫应该早于9世纪初期就已经成为安阳一带居民喜爱的常见家养动物。推论可知,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普遍养猫的时间应该是早于这一时期。

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唐代68号墓墓室东壁壁画
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唐代68号墓墓室东壁壁画
河南安阳市北关唐代壁画墓东壁家猫图
河南安阳市北关唐代壁画墓东壁家猫图

那家猫究竟何时大量进入中国呢?零星的文献证据表明可能在唐朝,支持了古DNA研究的发现。生活于唐朝贞观时期的僧人拾得有诗:“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猫。”五白猫即身体有多块白毛的花猫,这种配色在现代家猫的毛色分类上称为“白斑”。唐张鷟《朝野佥载》记载了公元692年 (长寿元年)武则天“调猫儿与鹦鹉同器食”的故事。公元725年唐玄宗 (开元十三年)封禅返回后诏宫廷画家所制《金桥图》中也有猫的身影,这比墓室猫画早了一个世纪,也开启了以猫入画的传统。唐代民间养猫的情况也很兴盛,《酉阳杂俎》记载李和子父子在长安坊市偷食“猫犬四百六十头”,说明当时坊市养猫数量非常多。

宋徽宗-《耄耋图/猫蝶图-谐音》台北故宫
宋徽宗-《耄耋图/猫蝶图-谐音》台北故宫

考古DNA证据表明家猫于隋唐时期传入中国的路径最可能经由丝绸之路从中亚而来,文献记载也支持这一结论。《酉阳杂俎》中描述猫的毛色时记载“灵武有红叱拨”,“叱拨”正是粟特语“马”的意思,最早是指大宛进贡给唐太宗的宝马,这里指代的是由活跃于丝绸之路的粟特(首都“马拉坎达”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商人携带入中国的红色(可能对应于家猫的橘色)皮毛的家猫。家猫进入中国并且扩散开来之后,成为唐代人喜爱的捕鼠动物并出现宠物化的倾向,其形象在唐代的绘画、文学、日常用品、女性饰品、儿童玩具等方面均有表现。

到了宋代,家猫继续传入中国,并且主要走海路而来。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了山东青州土产除了“海鱼、盐、丝、绵、绢”,还有一条“今贡猫儿”。除了宫廷有对猫的需求和爱好,北宋开封市场上关于猫的交易也兴盛起来,《东京梦华录》记载相国寺大三门卖“猫犬”及“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可能也跟青州贡猫从海外引进的大量家猫关系匪浅。而狮猫随着朝贡与贸易进入中国,成为“徒以观美,特见贵爱”的不捕之猫和宋人最喜爱的宠物之一。明代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公元1371—1457年)在《西洋番国志》中记载暹罗国“所出者又产白象、白鼠、狮猫等异兽”,可能就是泰国曾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家猫重要站点的证据。

除了长毛的狮猫,宋代人已经选育或自然繁育出毛色多样的家猫品种。从宋代传世猫画来看,有黄、黑、白、驳数色。随着对家猫毛色的选育或自然繁殖,以及外洋不同品种家猫的持续输入,中国古人形成了对家猫毛色的喜好,连同对猫的捕鼠需求一起,写入《相猫经》中,构成了中国古人对猫的审美偏好和实用需求,也成为中国古代独特猫文化的一部分。

宋以后养猫持续兴盛,猫也因为小巧好洁、温顺可爱的形象,成功征服了中国古代的男女老少,成为兼具捕鼠和宠物功能的农业社会的重要家畜。从宋代开始,与猫相关的贸易就不止于猫的买卖和品种引进,还发展出了一系列围绕猫服务的商业行为。《梦粱录》记载临安城中“凡宅舍……养猫则供鱼鳅”,《武林旧事》小经纪则有“猫窝、猫鱼、卖猫儿、改猫犬”,而且“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藉以为衣食之地,皆他处之所无也”,可见当时杭州养猫之盛。同时,对猫的研究也应运而生,元末明初的《纳猫经》将聘猫流程规范化,明代通书《便民图纂》中记录了相猫法和治猫病法,清代则出现了《猫乘》《衔蝉小录》《猫苑》三种集大成的猫谱,其中辑录了历代文献中与猫相关的各类知识,记载了多种多样的猫品种,标志着由非洲野猫驯化而来的家猫传入中国之后,在历史和文献中有了深入研究和全面总结。

明宣宗朱瞻基《五狸奴图卷》(局部)
明宣宗朱瞻基《五狸奴图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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